古代书法家的藏书印
作者:管理员    发布于:2017-09-24 22:35:11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摘要:明人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说:“人无癖,不可与交,盖无深情也”。纵览历代文人书家,对藏书印的癖好,真不鲜见。印章艺术肇始于先秦,成于两汉,至唐宋以降,蔚为壮观。早在商周时期,印章作为信物,已经有雏形流布传世,当时的玺印,是一种近似于压花文字或图案的模子,这作为早期流传的信物,尽管仍未尽完善,但今人有幸能看到,想想也实在幸运,尤其看到新发现的出土文物,大量的印章实物,琳琅满目,可爱得很

        明人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说:“人无癖,不可与交,盖无深情也”。纵览历代文人书家,对藏书印的癖好,真不鲜见。印章艺术肇始于先秦,成于两汉,至唐宋以降,蔚为壮观。早在商周时期,印章作为信物,已经有雏形流布传世,当时的玺印,是一种近似于压花文字或图案的模子,这作为早期流传的信物,尽管仍未尽完善,但今人有幸能看到,想想也实在幸运,尤其看到新发现的出土文物,大量的印章实物,琳琅满目,可爱得很。

        随着秦汉时期印章制度的完备,无论是官印,还是私印,或浑朴凝重,或润泽隽秀,或严谨端庄,都堪称为印章艺术史上的典范。隋唐时期的印式,已经呈现出与时代相辉映的盛大气象。在绘画鉴藏上,印章一直发挥其显著的作用。

        宋代应是文人用印的初始阶段。这可能与皇帝赵佶崇尚艺术有直接的关系。宋代赵明诚撰写《金石录》,可以看作是文人耽玩金石雅好的开端,后来渐渐形成一种风气。而文人篆刻的真正开启,应当是在元代,画家王冕发现了刻印的良材印石——据说他上山时找到了花药石,从此开辟文人亲手刻印的先例,一改过去假工人之手而为之的模式。继而文徵明之子文彭觅得青田石,其石质地松脆,更利于刻制图章。自此开宗立派,兴起吴门篆刻,在有明一代,可谓独领风骚。所以文彭被誉为文人印章的鼻祖,也就无足为怪了。

       宋代米芾,是书法史上宋四家之一,有《书史》《画史》和《海岳名言》等重要论著,米芾家藏古籍名画、晋唐碑帖,不计其数。米芾不仅善于书画收藏,其鉴赏水平极高,不仅就所论著来看,凡涉及书画作品的印章题跋和流传递藏,以及艺术价值,都有所评述,为后人留下的史料颇具研究价值。比如《画史》中讲其使用印章的具体规范,他说:余家最上品书画,用姓名字印、“审定真迹”字印、“神品”字印、“平生真赏”印、“米芾秘箧”印、“宝晋书印”、“米姓翰墨”印、“鉴定法书之印”“米姓秘玩之印”。玉印六枚:“辛卯米芾”、“米芾之印”“米芾氏印”“米芾印”“米芾元章印”“米芾氏”,以上六枚白字,有此印者皆绝品。玉印唯著于书帖,其他用“米姓清玩之印”者,皆次品也。无下品者。其他字印有百枚,虽参用于上品印也,自画、古贤,唯用玉印。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,米芾不但为自己刻制了上百枚印章,用以钤盖前人和自己的书画作品,更依照作品的档次、类型区分使用这些印章。这无疑是鉴藏印使用规范化、系统化的体现,是这一印章类型成熟的标志。

  藏书印对古籍碑帖的收藏与鉴定,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唐代“渤海图书”印是个明证。伴随社会的稳定,文化的复兴,收藏之风昌盛的年代,以往通过押署跋尾等方式的鉴定,已经产生相当的局限,而藏书印简洁明晰的方式,应运而生,恰恰得到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文人的认可,收藏者中,像米芾这样的名流,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印,这在当时的艺术界确实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。

   米芾对鉴藏印章自行设计,命工匠制作完成,他认为鉴藏印的基本形制,应为寸余的小印,就当时的印材而言,大都为铜制。南宋诗人、学者史守之,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,宋宁宗为表彰其高风亮节,御书“碧沚”,赐予这位酷爱读书的学者史守之。从此,史守之的藏书楼命名为“碧沚亭”,明人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有所著录。

米芾秘笈

   元代文人盛行藏书,藏书印的设计与使用开始大行其道。以当时的文人领袖、著名书画家赵孟頫(字子昂)为例,所藏宋版书极富,且大都钤盖有藏书印。如宋椠《六臣注文选》中,钤有“赵氏子昂”和“天水郡图书印”,均为朱文。元本《博古图》钤有“松雪斋”,长方朱文印;《大广义会玉篇》钤有“水晶宫道人”,长方白文印;《文心雕龙》钤有“赵氏吴兴”,方印朱文。据明代学者陈继儒在《读书十六观》中讲赵子昂书跋云:“聚书藏书非易事。善观书者,澄端虚,净几焚香,勿卷脑,勿折角,随损随修,随开随掩,后之得吾书者,并奉赠此法。”赵子昂不仅书法高妙,珍爱书籍,可见一斑。

天水郡图书印

    藏书楼是读书人精神生命的巢穴,文人学士多赖此以著书立说,而且作为家族书香传递的重要载体,是不可或缺的,赵子昂的“松雪斋”,范氏的“天一阁”,钱谦益的“绛云楼”,诸多藏书楼阁,声闻天下,彪炳后世,故而这些名号印成为收藏者的印信和凭证,渐渐在历史延续中发挥应有的作用。文彭工书善印,家藏图书也非常可观,起初他所用印章之材质,多取青田一类或牙章,自己篆写印文,交付刻工特制,文氏留传至今的藏书图章有“文氏寿承”“两京国学博士”和“三桥居士”等。

     至清代藏书印的盛行,已然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气。当然,这种气候的形成,离不开文人书画篆刻家的积极参与。至清代以降,文人学者赵之谦,被誉为印坛三百年自立门户的人。

   赵之谦学识深厚,书法、绘画、篆刻无一不精。赵之谦篆刻初学“皖派”邓石如,后摒弃浙、皖成见,从“浙派”中广泛汲取艺术精华,并凭借过人的学识,以及对金石、碑版、古泉、铜镜的深入研究和借鉴,将浙皖两派艺术融会贯通,形成一种崭新的风格。其印章布局虚实相生,字形结体方正,白文印纵横交叠、爽利苍劲、方圆兼备;朱文印圆润流畅,疏而不散,密而不乱,一派自然天趣。赵之谦常用的藏书印有“悲翁”“之谦审定”“赵氏㧑叔”“益甫手段”“㧑叔手校”等数方,集中体现了其篆刻艺术的精髓。“悲翁”朱文方印用细朱文,结体疏密有度,字体婉转流动,神采飞扬。“之谦审定”“益甫手段”二印,同为具有典型“浙派”风格的白文方印,章法有度,虚实结合,以切刀法表现出苍劲的古意。“赵氏㧑叔”与“㧑叔手校”二印,虽同为细朱文方印,但文字篆法各异,章法疏密各有侧重,切刀技法娴熟,表现出风格迥异的艺术特点。

   赵之谦除自用印外,还为潘祖荫等藏书大家篆刻过印章。潘祖荫常用的藏书印,除“伯寅宝藏弟(第)一”“惟庚寅吾以降”等少数几方为王石经、吴昌硕等人所制外,其余十数方皆出自赵之谦之手。可见,历来文人学者的藏书印,多假于篆刻名家之手来完成,毫无疑问,这应当是最好的选择吧。

来源:中国美术报
作者:李敬东

 

曾在何处—谈藏书印的使用

书是一种财富,既然是财富就会有人想拥有。

  《庄子·天下篇》:“惠施多方,其书五车。”可见战国私家已有藏书之举。随后,历朝历代藏书家层出不穷,两宋时,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和活字的改进,私家藏书家遂成风气,明清两代,藏书鼎盛。在这漫长的过程中,藏书先贤枕席经史,沉湎青箱,为搜寻各种孤本秘籍,甚不惜倾家荡产。这些藏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皆为“书痴”,大名鼎鼎的黄丕烈更自号“书魔”。试想一位古者在幽幽烛灯下,燕影竹窗旁,品读诗词,研习经史;右手边是朱砂浓墨,古砚毫素;左手边华英之品,沉香清缈,这是何等的雅致。静摊古书,可见钤有朱记,耀眼夺目,藏书而随之钤印,似乎也成了百年来的传统。清末叶德辉在其所著《藏书十约》中说:“藏书必有印记。”这么一说,把藏书家手里的小小“藏书印”一下提升到极高的地位,如同“文人口中”常挂着的“诗词妙对”一般,不可或缺。尚若你趁夜入室窃取一位藏书家的藏书印,后果与割去文人的“舌头”一般严重,那种疼痛实要命的。在此我并不是要写“藏书印记赞”,因为舌头多了也同样不好,不免会心生厌烦。明代浙江私家藏书楼中,堪舆范钦天一阁匹敌者,首推嘉兴项元汴之天籁阁。项元汴字子京,号墨林山人,曾有人将其与同时代的文坛巨匠,亦是著名书家的王世贞与之相比,王氏小酉馆虽藏书三万,其尔雅楼所藏宋版更是名扬天下,但时人以为“不及墨林远矣”。墨林所得得秘玩中,有一张古琴,上有“天籁”二字,遂以名其储藏之室,因藏书颇丰又称“万卷堂”。项元汴每得名迹必钤印累累的习惯已众人皆知,不忍卒睹的是他的印章又多有俗手所制,刻工恶劣,故而叶昌炽在《藏书纪事诗》里评其:“十焯明珠聘丽人,为防奔月替文身”。语虽尖刻,却是一语中的。墨林还好在所得画幅书卷之后记上收购之价,其意在子孙出售时不能有亏损,“北宋本《北山録》卷尾欗外下角,墨林题‘原值一金’四字。”(袁克文《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》)虽文辞被文人所弃,但由此可看出项墨林不仅是位“好地主”,还是位有远瞻性的“好商人”。恐怕他也是担心有人会割他“舌头”,在割去之前,快快留下他的唾液,让人们知道有此一人,熟不知如此却令人恶心。不论多么严重,发生的事终究发生,随着时代远去,这些都被我们这些后世人付之一笑了。

  唐人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·叙古今公私印记》中载:“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,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,但备列当时鉴识一人押署。”据目前史料看,藏书印始于唐世,入宋而盛行。唐太宗自书“贞观”二字作连珠印,玄宗之“开元”二字连珠印,虽为年号印之肇始,亦图书收藏印之滥觞。可归为官用。私家藏书家运用藏书印同时出现,如李泌的“邺侯图书”刻章,钟绍京的“书印”,李泰的“龟益”等皆已有藏书印的功效。而后虽着篆刻艺术在文人中流行起来,藏书印也同样流行起来。据说在东晋收藏印已有出现,惜我未查到流传实物。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石室古写本《杂阿毗昙心论》残卷,钤有南齐官印“永兴郡印”,永兴郡是南齐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(四九四年)所设,是否可归为“藏书印”还是值得探究的,就算是,其概念在当时应该并未那么明确。明代以后的藏书印的种类样式开始多元化了,我个人就其作用而言总结为,藏书印有表归属,证流传,示身份,显权贵,诫珍爱,明志趣,辩版本,道言论等,形式不一。藏书印的使用,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,我们可以根据其内容逐一来排列,从中可窥见古代藏书家的不同心态,从而分析藏书印使用的规律。

  表归属
  实此类藏书印最为普遍,每一个藏书家都是一个贪婪的占据者,私家与官府相比之,其藏书来之不易,得善本者必在书角盖上印章,表其归属,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每个藏书家都有自己的姓名藏书印,清代著名的常熟铁琴铜剑楼,山东海源阁,湖州的皕宋楼,杭州八千卷楼四大藏书楼都各有其斋堂藏书印,以明书之归处。除用自己姓名,堂号来表示,亦有用祖籍、里居、身世、门第、行第等能显个人或自家情况的字样。

  证流传
  宁波有一处无人不知的藏书楼——天一阁,位处月湖之西,值得关注的是天一阁藏书有的可见几代主人递藏的印章。“东明山人之印”即第一代主人范钦所用,范氏字尧卿,号东明,故起初其藏书楼名为东明草堂。自好友家万卷楼失火后,丰坊无心收藏,便贩卖藏书,其中最大的买主就是天一阁主人范钦。早年两位藏书家相处友善,范钦常去万卷楼手抄孤本秘籍,而丰坊年龄藏书名气当时皆长于范钦,还曾为天一阁纂写《藏书记》。万卷楼所藏书目归之范氏,也是最佳人选。随藏书增加,东明草堂已不堪容纳。遂决定在住宅的东面重建藏书楼,心怕也同有丰家下场,取“天一生水”之意,定名天一阁。范钦游宦期间喜每到一地,搜访地方文献。范钦一反传统藏书家常态,喜藏当代文献著作,尤其是明代地方志、政书、实录、诗文集等。这实给后来乃至今日藏书家一个新的启示,不要厚古薄今,要因时而已,早年明嘉靖以前被列善本,今日再藏明善本者非一般人所能及。时代推移,距今不久的意义重要的精刻著述同样应被重视,同样会登善本之列。

  示身份
  明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青萝山房主人宋濂,宋氏官至翰林学士,唐宋以后,称翰林院为玉堂,故其有一印“玉堂学士印”,便把身份官职带入藏书印。天一阁主范钦如是,其官至兵部侍郎,又别称司马,故印曰“司马之章”,司马之职又在负责功赏事务,明清有官名稽勋司,故而又有“司勋大夫”一章。乾隆时的杭世骏,这人学问大得很,可惜后来尽落得罢官归田。他有一印,文曰“御史大夫”,从中可知他曾任翰林院编修。明清时以殿试后一甲二、三名及庶吉士留馆者充任翰林院编修,虽无实职,但级别相当于古之御史大夫。观古堂主人叶德辉著述《书林清话》影响极大,虽曾言有时不爱读书,却不仅藏书万卷,而且学问在当时也是名声显赫。“吏部司封章”、“天官大夫”两印是其受、授吏部主事时所用。司封为唐宋时吏部官名,掌封爵、叙增、承袭之事,明清称验封司。《周礼》分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六官,唐朝曾以吏部为天官,故叶德辉又称自己是天官大夫。只是后来志向变更,到吏部不久便辞官归湘里居,并以提倡经学自任。

  显权贵
  官爵固然显示了藏书家的身份,更有用闲言碎语流露其非同一般的地位。“老屋三间赐书堂万卷”,这是鲍廷博用印,鲍氏得朝廷所赐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万卷,辟堂三楹,分贮四大橱,鲍家这是皇恩所赐,便言其堂之额曰“赐书堂”。八千卷楼的丁氏兄弟护惜文澜阁藏书之举,已成佳话,功不可没,巡抚谭钟麟将其经过具文报告朝廷,光绪皇帝为此颁旨:“文澜阁毁于兵燹,其散佚书籍,经丁申、丁丙购求,藏弆渐复旧观,洵足嘉惠艺林。”遂有“嘉惠艺林”一印,以纪此事,印文周有龙纹相绕,更显族门生辉。

  诫珍爱
  藏书家许善斋治印曰:“得之不易失之易,物无尽藏亦此理;但原得者如我辈,即非我有亦可喜。”每位藏书家爱书护书都到了极致,“即非我有”的豁达精神,也是想子孙也能有幸同观先哲古训。更有发狠心者,万贞一在藏书印中声称“吾存宁可食吾肉,吾亡宁可发吾悖,子子孙孙永勿鬻,熟此自可供膳粥。”而孔文升则干脆逆引曹操那句“宁让天下人负我,我不负天下人”的“妄念”,制作了一方“宁人负我,我毋负人,宁存书种,无苟富贵”的印文。澹生堂主祁旷翁治铭记:“澹之堂中储经籍,主人手校无朝夕,读之欣然忘饮食,典衣市书恒不给,后人但念阿翁癖,子孙益之守弗失。旷翁铭。”在担心后辈不能理解家藏万卷书籍的意义时,便有直言条规者,最为著名的是陶崇,以印告诫读书人:“聚书藏书,良匪易事,善观书者,澄神端虑,净几焚香。勿卷脑,勿折角,勿以爪侵字,勿以唾揭幅,勿以作枕,勿以夹策,随开随掩,随损随修,后之得吾书者,并以奉赠此法。”此中方法随之口传,便成了后世读书的准则。唐代杜暹书末自跋“清俸买来手自校,子孙读之知圣道,鬻及借人为不孝。”便很直白地阐述其中道理。

  明志趣
  “忠端是始,犁洲是续,穷不忘买,乱不忘携,老不忘读,子子孙孙鉴我心曲。”这是明末黄宗羲宣誓明志般的藏书印。而“读书注目而视,瞳子尝坠眶外半寸,人有出其左右,不知也。”能读书专注成这样,时有几人,这是学者黄宗羲在其著述《丰南禺别传》中,对另一位藏书家读书之貌的描述,这个人就是范钦的老朋友万卷楼主人丰坊。丰氏原为鄞县大姓,历代为官,丰坊承族门祖德,博学工文,尤经书法,尽鬻以购法书名帖,常夤夜不辍,心摹手追,故五体皆能,以至黄宗羲这样的大家也对其钦佩。丰坊在嘉靖二年中进士,明朝于各直省举行乡试,中试者称为举人,考中举人第一名者成发解。丰坊藏书上可见“发解出身”一印,可见丰氏身怀敖才,并露出其自傲外显的性格。丰坊有两方闲章,实足一提,“土木形骸仙风道骨”、“笔研精良人生一乐”,放在一起就是一副寓意非常的对子,真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,诉说着藏书虽痴却不失文人大雅的情趣。可正是这般聪明和雅致有时太为过分,最后落得“贻笑儒林,欺罔后学”。因为其常年沉溺于书淫墨癖之中不能自拔,所以有自造伪书这样的行为也可想象,如《河图》石本、《鲁诗》石本、《大学》石本,谬称是其祖先清敏公于北宋间得之秘府,又有朝鲜《尚书》、日本《尚书》,谎说是其曾祖得之驿馆。此滑稽玩世之举,目空古今,终遭骂名。他本恃才傲物,又不善治家,晚年家财散尽,后残遭火灾,贩尽图书。不幸晚得心疾,贫病交加,乃至寄居萧寺,客死僧舍,令人叹惜。

  辩版本
  汲古阁的“毛抄本”、“毛刻本”至今尤为人所称颂,汲古阁的藏书可谓是书林至尊,毛晋常以高价收购各种善本旧抄,据说他曾在门前贴了一张榜书:“有以宋椠本至者,门内主人计叶酬钱,每叶出二佰;有以旧抄本至者,每叶出四十;有以时下善本至者,别人出一千,门内主人出一千二佰。”世间几人不务实?可想而知当时有多少商贾云集于毛氏之门。在毛晋的藏书印中有“甲”、“宋本”、“元本”,《东湖丛计》:“毛氏于宋元刊本之精者,以『宋本』、『元本』椭圆式印别之,又以『甲』字钤于首。”后之藏书家多有效仿。

  道言论
  读书是身体里主动对未知领域去探索的行为,不知不觉,是对知识迫切需抿嚼的欲望在使坏,坏得可爱。“饥读之以当肉,寒读之以当裘,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,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。”宋代藏书家尤袤如是说,书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,有万能之功效。藏书印虽使藏书家声名远播,代代相传,但这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。藏书家大都为藏而藏,深知其中艰辛与超然之处,藏书印中的支语片言是道不尽藏书家们的良苦用心。他们也想平淡。天籁阁主人项墨林妄想得天下一切奇书,在藏书印中我又窥得其内心深处的安静,有印言“沮溺之俦”,沮是长沮,溺是桀溺,他们是春秋时期的两个隐士,从事耕作。其实藏书家应有那么一个心态,人人都只是世间平凡的一员,匆匆过客,在短暂的几十年中把手上的珍品秘籍保存好,以便流传就是天大的善举了。

  关于使用
  待对古代藏书印的内容掌握后,关于具体使用,其实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。如果像项墨林心怀那种急于“留名于世”的心态,大可不必。一个大藏书家,在历史中留下自己姓名是有道理的,毕竟在保存国故与文化传承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,但非要把书盖得面目皆非,恐怕“国故保存”这一项就不合格了。所以在钤印之时还是少盖,或如叶德辉所言不盖为最好,这是其一。

  我们可以常见到“子子孙孙永宝”之类的藏书印,对此我颇有微词,都言“书”对于“藏书家”而言可比妻妾,然而父辈过世后,老子的“老婆”又为何要子孙们去苦苦相守?尽孝道,好好善待自然是道理,尚若子孙不喜欢,也要求像父亲一样去爱,有些徒生折磨了。其实每个藏书家无非只是希望书籍能世代相传,传下一个民族的文明,后世子孙能够体会“保存”的意义固然是好事,尚若他们不喜欢却利用道德孝道施加命令,惟恐出现相反的现实。历史可鉴,大多藏书世家的收藏终究都是散尽的。还不如免去这条规定,让子孙易书后活得踏实。藏书家许善斋治印曰:“得之不易失之易,物无尽藏亦此理;但愿得者如我辈,即非我有亦可喜。”“即非我有”的豁达精神确实应该是藏书的最佳心态,天下奇书千万,收尽何时是了,转至他人手上也是一种递人智慧的表现。在此倡议盖印内容涉及姓名堂号即可,以便后人查询,俗语者最恶,这是其二。

  其三。小小藏书印功用百态,形制多样,规格不一。依形状而言,有方形、扁方、圆形、条形、琵琶、壶、瓶、葫芦、钱币、钟、鼎、瓦当、动植物以及几何形等;依字体而言,有真、草、隶、篆、九曲迭文;从镌刻来说,有阴文、阳文、飞白;从字数来说,每印多寡不一,少则一、二字,多则数十、上百字。但终究无论什么形质什么文体什么内容,还是有雅俗之分的,以方正为善,以畸形为恶;以朱文为主,以白文为次(朱文印泥覆盖较少);风格以工整为雅,以残破为俗。最好请当时名家治印,自古便有藏书家请名手治印的佳话,这也分两种情况,毛晋请当时名家汪关所作,应该是视其印风工整印格较高,此类情况治印用于藏书印;而周叔弢先生收得宋本《孝经》后,异常兴奋,专门请名声显赫的齐白石先生刻“孝经一卷人家”一方印,并非使用,而是借名家的声望以示对书的珍爱,这类情况是借治印抒情,其齐派风格成就虽高,用于藏书印就太过张扬。无论哪种情况这都是对书籍的尊重,不敢半点怠慢。印文要雅致与书相媲,民国以来王福安陈巨来一派的印风逐渐占领了“收藏印”的领域。

  今人周叔弢先生,不仅藏书有功,且手经善本都只用一方“周暹”小印,他早年还用一长方阳文的“曾在周叔处”的图章,后来在善本书上就只用此枚方形“周暹”两字白文小印,而且都盖在书的空白处。此印是童大年所刻,周老手上名家治印甚多,而选用这方印,周老自言只是因为它小,老人惜书,恐后人不喜其收藏印,考虑这样捥去不至于伤书太甚。他用印泥也十分审慎,唯恐把印钤在书上渗油或变色而损害书籍,几十年来他在善本书上钤印用的是其二十几岁时,在西泠印社所购印泥,都是要经过试验后,不渗油也不变色才愿意使用。后来又买过多种高价印泥,因未经试验,始终不敢用在好书上。捐书护书,周老先生真可谓是功德圆满,用心良苦。钤印前一定要仔细斟酌钤印的方位,不可漫不经心,周老对印和印泥使用的心思值得我们借鉴,此为第四。

  藏书印最大的功效,无非是表述一本书曾在何处,而“在何处”就是一本书流传下来的历史脚步。作为一位读书人,若在闲时推窗而坐,摊书静读,无论善本秘籍与否,然纸白如玉,墨润如漆,书香阵阵,静读罢后,取出自己的藏书印,小心翼翼钤于扉页,以表用心,此时此刻“黄金满屋”着实不如“经书一卷”(黄丕烈用印)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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